196体育“我们的在校生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组成了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社区。当您的小朋友入学，他会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老师以及同伴进行互动和学习。”

　　11月中旬，我参加了一所外籍学校的开放日，这是上海最早创建的外籍学校之一，位于古北，一个著名的上海外国人聚集区。一位穿着黑色西装外套，脚踩高跟鞋的招生老师，站在讲台上，微笑着向台下的家长们做着宣讲。

　　外籍学校，全称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既然是外国人，自然没有体验中考、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必要，就拿这所外籍学校而言，学生可以2岁入学，18岁毕业，学校的宣传册中，一张五六个不同肤色和发色的学生照片被印制在内页，标题是“Global Education”（全球教育）。

　　招生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参观。万圣节刚刚过去，教学楼走廊上的南瓜装饰还未撤下，雪花剪纸已经备好，要挂起来迎接感恩节和圣诞节。图书馆里收藏了中英日韩等多种语言的书籍。在地育馆里，有一面攀岩墙，四季恒温的泳池里十几个小学生正在学习划水。整体而言，与还在探讨“课间十分钟”该不该消失的公立学校相比，这里就像一个精致的平行时空。

　　外籍学校是三十多年来对外开放的产物。1989年，上海第一所外籍学校上海美国学校正式注册。下一年，浦东开发，掀起外资进入上海的第一轮高潮。接下来20年，上海的外籍学校在校生规模增长了48倍。如今，上海是中国拥有外籍学校最多的城市，约30余所，原因也简单，到2019年，上海已经连续8年蝉联“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但当我在这里看到众多亚洲面孔的学生时，也并不太惊讶。学校内的一处户外场地，十几个二三年级的小学生们欢闹叫嚷着。他们大多是亚洲面孔。在走廊里，三五成群的学生路过我们的参观队伍，隐约能听见他们互相说的也是普通话。

　　和我一同参观的另外8组家庭，同样如此，并没有黄头发蓝眼睛，他们都是中国面孔，都说普通话。

　　招生老师热情地说，中学部新开了滑雪课程，“这也是一条赛道。特别是谷爱凌之后。”——这明显也是中国父母们才会懂得的逻辑。

　　外籍学校招生有身份要求，一般来说，需要父母至少有一方为外籍，或者孩子本身持有境外护照。这天和我一起参加开放日的中国父母们也都各有神通，他们有的持加拿大、美国护照，有的则有中国香港身份。

　　没人能准确说出中国父母是在哪一年开始对外籍学校产生向往的。早在2000年，上海教科院一位研究员就在报告里写道：“这些学校（指上海美国人学校和日本人学校）的办学与招生倾向于开放，中国人也乐于把子女送到国际学校就读。”这些年，除了回流国内的外籍华人，也有内地父母特意到美国或中国香港生下“美宝”、“港宝”；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很容易地搜索出移民中介，他们帮中国人“规划身份”，号称花几万块就可以购买一本非洲小国的护照。有了身份，就有了进入外籍学校必须的通行证。

　　但过去几年，外籍学校里中国背景学生的比例陡然增加，除了中国家长摸索出门路外，也有新的原因。

　　参观的终点，招生老师主动和我们提起学校里有着高比例的亚洲面孔学生这件事。她降低了声调，略带遗憾，“很多纯西方的家庭都离开了上海。”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如果你长期在上海生活，能够非常直观地觉察到这种显而易见的变化——在这座大都市，偶遇外国人曾经如此容易，他们骑共享单车，出现在临街的咖啡厅，走进陆家嘴或徐汇的一座座写字楼。但到了2022年下半年，这一些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一个公认的结果是，他们的出走带走了那些符合入读身份的学生，压缩了外籍学校原本就不大的教育市场。

　　我想起从一位老师那听来的一个例子：一位学生家长是来华多年的北欧高管，去年6月上海的出行限制一解除，他便带着家人去了新加坡。

　　事实上，不仅仅外籍学生在流失，中国学生的市场也缩紧了。招生老师摊手，语气坦诚地告诉父母们，“本来计划海外生子的家庭三年出不去。这是个现状，也是所有上海外籍学校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出生率也低。”旁边一位戴着银边眼镜、外表斯文的父亲插话，“看全国的数据，过去的三年出生率越来越低。”2017年，全国新出生婴儿1723万人，2018年为1523万人，连续数年下滑后，到2022年，出生人口已经跌至956万人。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以前入学要到门口排队拿号的。谁能想到现在招生这样（困难）。”

　　一位外籍学校小学生的一天通常是这样的：早上8点上学，下午3点放学，然后可以选修艺术或体育课程，比如小提琴或游泳。即使是上海的冬天，学生们依然穿着短袖短裤踢球、跑步，成绩可以不好，但运动不能缺少。小学毕业的时候，他们组队用英文讨论中世纪欧洲大瘟疫黑死病的传播；在某些节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庭一起烹饪美食，自制出一次热闹多元的集市。

　　不要成为做题家，不要高考，在学校宣扬的格言里，教育的核心是品格培养，每个孩子是独一无二的，要理解他者、走向时代。

　　申请外籍学校的流程和申请欧美大学的过程相似，填写申请表，付约3000元报名费，接受半小时或一小时的面试，收到offer或拒信。

　　面试学生，就是面试家长。2021年，吴倩的儿子拿到了上海两所外籍学校一年级的入学资格。她没有特意准备，对自己的家庭足够自信，她的先生有海外教育背景，曾在哈佛读MBA，后来加入加拿大籍，儿子在上海出生，自动入加籍。

　　刚生下儿子时，吴倩和先生就想好了，要让他走国际教育的路线，未来到美国或加拿大上大学。他们不认可国内教育应试的逻辑，不想让孩子卷入竞争。

　　吴倩说起自己。小学时，她的成绩稳居班级前三名，上了重点中学后，成绩“没那么好了”。突然从好学生的队列里掉下来，压力和挫败击中了她，她有些“破罐破摔”，和一群“不爱读书”的伙伴玩到一起，四处逛，不写作业。高考时，吴倩没有考上本科，读了一所大专院校。

　　现在，她不在乎这些过去的经历了，至少想到青春生活时，记忆里不只是学习。到了操心儿子教育问题上，她也尽力拨开那些层层被选拔的障碍，希望儿子学得轻松自在。每天儿子放学，吴倩第一件事就是和他确认，“今天在学校开心吗？”最近，一位朋友的女儿试图自杀。小女孩刚上公立初中，她说，耳边有声音在重复，“你这个都学不好，你怎么不去死？”

　　吴倩是满意外籍学校的教学的。学校用游戏的方式教学，“比如教中文，也是设计四五个游戏去识字。”受益于外籍学校更自由的教育，儿子了解的知识范围比同龄小孩更广。看到新闻中火箭发射，儿子会和她解释，什么是助推器；儿子还牢牢记得行星是怎样移动的。

　　然而，随着近几年学校里中国背景家庭的比例越来越多，吴倩感觉外籍学校的味道有些变了。在外籍学校的圈子里，只有孩子是外籍身份而家长为中国籍的家庭被称为“双非”，所谓“美宝”的家庭大多属于此类。她觉得，“双非”家庭多起来后——那是一群爱背爱马仕的家长，“卷”的势头也随之而来。

　　吴倩儿子所在年级，纯外籍的小孩大约只剩下十分之一，不少中国家长会安排小孩上补习班，提前学习课程内容。吴倩惊讶地看到有家长在朋友圈分享，一个刚刚升幼儿园大班的女孩已经在学三元一次方程了。她无意追求高分和名校，更无意“爬藤”——这是国际教育圈对于怀有常春藤名校梦的戏称。但在身边人都卷起来的压力下，吴倩也不得已给孩子请了外教单独补课，一周两节，辅助孩子精读英文文章。

　　她本想让孩子大学再出国留学，现在不考虑了，“初中就去。”这种想法背后，也有对于不确定性的担心。她的先生在一家德国企业工作，但这几年公司“生意不好”。在吴倩身边，有四个在外企工作的外籍家庭都在这一两年内陆续离开了。

　　在时代的风雨中，教育正成为树梢飘摇的一片叶。12月初，北京BISS国际学校倒闭的传闻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开。

　　这所成立已近30年的外籍学校，由新加坡前国会议员创办，是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批准的首批在京外籍学校。但早在2018年，北京BISS国际学校就陷入资金困局，拖欠员工工资，一度停学。生源是根本。时任校长埃普林曾解释，外派到北京的外籍人士近年少了，是导致学校周转不灵的原因之一。全校学生人数从2014年的315人逐年递减至2018年的110人，而他估计，学校的正常运转需要至少170名学生。

　　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Maggie是上海一所外籍学校4年级的班主任老师，美国人。Maggie说，所在的外籍学校也已经有些名不副实，“一个班级里可能只有一个真正的外国学生。”

　　不仅真正的外国学生在减少，整体学生数量也减少了约四分之一。在学校职工会议上，老师们讨论了一份调研的结果——学校统计离开外籍学校的学生都去了哪里，一种趋势是，中国家长们开始让孩子转学到双语学校。这类学校也沿用欧美的教育体系，但更紧抓学业，追求成绩，学费也更便宜。她猜测，为了吸引亚洲家庭，未来外籍学校也许会学得更难、更深，更关注数学的教学。

　　“这好，也不好。好的是学校可以在有更多亚洲学生的轨道上生存下去，不好的是，这样更不国际化，对外籍老师的吸引力也会降低。”Maggie说。

　　2017年，Maggie在朋友的推荐下从美国来到上海BG大游。多年过去，她已经在上海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和社交圈。她和丈夫在中国相识，4岁的儿子也在上海出生。在微信上，她有各种群聊，美国教师群、美国女性群、非裔教师群。过去一年，Maggie陆续送别了十多个朋友和同事。她告诉我，人们出于相似的原因离开。“他们大多是单身，在封锁期间独居。”Maggie顿了顿又说，“如果我没有家人陪伴，也许也会离开。”——疫情封控最严重的时候，她有一两个月没有收到薪资。

　　2022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时，Maggie的教职团队里有45个新员工，而学校总共也只有200多名教师。许多外教在暑假期间离开了。

　　外籍老师们大部分都有在多国从事教育的经验，他们喜欢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往往在某个地方待上三四年，再前往下一个国家。外籍老师的流动性原本就比体制内教师高，疫情又成为迁徙的导火索。

　　结果是，“很多在海外的外教明确说不考虑内地的城市，可能只考虑香港。”一位外籍学校的中文老师David说。

　　许多欧美国家的老师离开后，学校招了一批东南亚小国的老师。有“看脸”的中国家长存有顾虑，David只能回答，“老师都是很有经验的老师，大家的资质都是一样的。”他不知道家长对于这个回答是否满意。

　　元气何时能够恢复，还未可知。2023年秋天，Maggie所在学校又传出了裁员的消息，约十多位课程老师被要求离职或休假。

　　许多外籍学校存在经营上的困难已是公开的秘密，由于生源的流失，财政岌岌可危。招不到学生，学校不得不紧缩班级和师资规模。David透露，有学校头一年还有800多位学生，到了2023年秋季只剩下了500人不到。

　　新学期开始，Daivd班级里的二十多个学生中，只有五个纯外籍的学生：三个韩国人，一个巴西人，还有一个是中外混血小朋友。随着中国家庭的增加，家长们对于中文教学的要求也普遍提高了。家长们会向他提要求，拿公立学校的标准做对比，比如更明确地指出，希望孩子掌握多少个汉字。

　　郭睿是一家国际教育集团的招生与市场负责人。以他的说法，疫情让外籍学校失去了最明显的优势——一种国际化的校园氛围。他说，“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学术吗？那培训机构会做得更好。家长会反思，如果失去了国际学校的氛围以后，那国际教育剩下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什么理由留下来。”

　　在和郭睿的聊天中，我意识到，如果把教育看作一种投资，这也是关于信心的决策。“经济环境好，家长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更加愿意在教育上面投资。因为他自己有很多可能性，赚钱的方式有很多，我的未来是充满可能的，我的孩子也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经过这几年以后，家长要求生存。”

　　在西方家庭纷纷离开后，亚洲面孔的比例陡然增加。对部分中国家长来说，这份教育投资变得有些不划算。他们付出一年二三十万的学费，原本希望孩子进入一个多元的环境，和各国学生交往相识，未来能够英语流利，和国际接轨。一位家长对我说，“你既然读了国际学校，就是要跟外国小孩交流。”

　　但如今，这种所谓“国际氛围”可能只存于想象。有妈妈直接向我描述了现实中外籍学校学生社交圈子的分化，“母语是中文的小朋友一起玩。外国的小孩一起玩，最多就是带上混血。”

　　郭睿觉得这也能解释家长的动机，“为什么现在家长退回到了双语学校，退回到以成绩为导向的学校。因为他们投资要一个结果，不仅仅只是一种氛围和感觉。”

　　2022年，在儿子入读外籍学校五年后，广州妈妈陈玥决定让儿子转学到一所公立小学的六年级。

　　她在外籍学校见识过那些“隐性的成本”。虽然学业压力小，作业少，但外籍学校的学生们要习得各种各样的课后技能。这些运动、乐器、科技的课程，每一项都是不小的开销。陈玥计算过，儿子从大约3年前开始学习网球，一天训练一小时BG大游，一年下来要花费17万左右。

　　钱并不是首要的问题。她担忧的是无法应对这种更多元的竞争。“不像在国内，要考985、211，你知道要往哪方面努力，往哪方面补。”

　　回到公立体系，陈玥和儿子需要适应一种和外籍学校截然不同的环境。儿子去了两天学校，放学后便告诉陈玥，还是喜欢国际学校。在公立学校的课堂里，老师会把一个知识点重复好几遍，上课让他感到有点浪费时间。

　　陈玥清楚，这是“应试”的结果，教育的目的不同，方式便不同。在家长群里BG大游，那些教育焦虑实实在在地涌到陈玥的眼前。老师嘱咐，家长要帮助孩子学习，要辅导作业BG大游、打卡，又在群里点名某某学生的作业未完成，某某上课不认真，某某考试又没考好。开学前军训时BG大游，家长们则在群里说，“教官要让他们多练一下，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艰苦，不要停下来。”

　　陈玥想不通，“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在家长群待了不过一周，她生气地退了群。

　　她和儿子成了学校里的例外。陈玥不满意晚自习要上到晚上9点过，总是六七点就接走儿子，带儿子看电影，或者学别的兴趣班。一开始，学校老师不同意，为了达成一致，她对成绩做出了承诺，“绝对不拖班级平均分。”

　　我们通话这天，轮到陈玥儿子做校内演讲。班级里其他孩子都有父母帮忙改稿、做ppt，让一份ppt“完美无瑕”。她看不惯这种做法，告诉儿子，自己做，自己讲，稿子也不必让大人改。陈玥看着儿子在电脑上一个词一个词敲出一份中英双语的讲稿，700多字，选好配图，做出一份白底黑字简简单单的ppt，在全校学生前脱稿演讲。她觉得，呈现真实的自己就好了。

　　最近，她开始考虑让孩子去美国读书，“只要他自己哪天说想去国外，我就会带他走。”

　　不过，也有家长对留在外籍学校保有信心。最近，上海家长刘裕看到单方面免签的新闻，觉得未来还算乐观。11月24日，外交部宣布中方决定试行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进入12月，又新增了文莱和新加坡。他觉得，这是一个“打开”的信号。

　　刘裕和妻子是双职工家庭，2018年，他们前往美国生下女儿。女儿一岁多时，他们开始考虑上学的问题。他和妻子规划了两条路，一是在上海买学区房，另一条路是读外籍学校。

　　最终的推动来自对于未来的乐观预期。刘裕在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产品线涉及疫苗的生产。他预见到疫情中的公司红利。过去三年，刘裕所在公司每年增速达到20%，是疫情前的四五倍。即便今年增速慢了下来，仍然高于疫情前。

　　2020年，他花了半年时间访校、研究了五六所学校，最终为女儿选定了一所历史悠久的外籍学校。

　　刘裕是观察细致的父亲。2021年暑假，女儿的一位外籍老师因为疫情离开中国，她是女儿上学后遇到的第一位老师，她离开后，女儿还时常提起老师的名字。

　　但刘裕相信，外籍老师和学生都会再回来的，我们的世界会再次流动。“现在要重拾信心，（他们）有各种理由回到我们这里。”他肯定地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受访者均为化名；感谢David对采访提供的帮助。封面图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