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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现在好多人对于可以把学校比喻成什么东西这方面的内容都很感兴趣，现在小肖就在网络上收集了一些关于可以用哪些话来比喻我们的学校相关的信息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教育部正在组织制定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努力扭转以入学指标评价学校的方法，推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积极稳妥推进高考改革特别是命题改革，努力从根本上解决“指挥棒”问题。
郑富芝说，搞素质教育不是为了不考试，也不是为了升学率。但是，学校、老师和学生都不应该简单片面地以考试成绩和升学率来评价，尤其不应该以牺牲学生的身心健康、才华和长远发展为代价来追求所谓的“教育成就”。素质教育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做得好，学生的学习成绩必然好。要遵循教育规律，在学生全面培养发展的基础上追求“绿色升学率”。评价方式的改革是扭转应试教育的关键。深化考试招生制度和评价机制改革，建立面向素质教育发展的考试评价体系。
“目前社会上有很多关于提高教学质量、减轻学生负担的讨论。总的来说，每个人对提高质量的希望和要求都是一样的，但对减负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样。郑富芝介绍，有些人认为要努力不断推进减负，有些人呼吁不要再减负，有些人甚至反对用减负来提高质量，片面认为提高质量就要增加学生负担，减负就要降低质量。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需要减少的是强化超标准的应试和教学的不合理负担。对于必要的学习任务BG大游，要坚持，以保证基础教育水平。实施“组合拳”政策，提高质量，优化课程设置，规范校外培训，科学评价，社会协同减负，最终实现科学减负。
据介绍，全国教育大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1030101《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号文件，对新时期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系统设计，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基础教育的高度重视，也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进入了全面提高育人质量的新阶段。
郑富芝说，当前，要结合贯彻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落实中央三个文件为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坚持因材施教，推进多样化办学，为不同人格禀赋的学生提供更加适合的教育，促进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合理布局，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
其次，要加快补齐基础教育短板。要多渠道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着力解决“薄弱村”、“拥挤镇”、“大班额”问题，积极扩大中西部地区普通高中教育资源，确保到2020年实现中央确定的所有基础教育板块普及发展目标。
第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要引导学校和教师积极探索基于情境和问题的互动体验式教学方法，加强验证性实验和探索性实验教学，构建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拓宽实践教育渠道，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综合素质BG大游。
在所有的社会机构中，学校也许是最特殊和最重要的一类。但我发现，不仅是校外的人，校内的人似乎也不知道自己每天到底在哪里学习、工作、生活。
可以肯定地说，学校不是也不应该是政府。从使命到组织到运营，学校和政府有本质区别。然而，现在的学校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政府机构，尤其是教育行政权限下的一个特定部门。我说的不完全是“行政”的问题。“行政”只是一个门面。现在的问题是整个学校没有或者很少体现教育的文化，更多体现的是官僚主义的文化。
有些人认为校长不应该由政府任命，这没有说到点子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校长是不是政府任命的，而在于任命的出发点是不是任命一个校长。还是在任命一等官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回事，但两者有很大区别。我们都希望看到前者，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后者，这就导致了很多反教育的现象。
教育需要时间和耐心。一项教育政策的实施不可能立竿见影，其效果往往会等很多年后才逐渐显现。一方面，短暂的任期会损害教育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3354很少有校长会“循规蹈矩”，延续之前的政策而不提出自己的新政策。另一方面，校长也很难静下心来规划学校的长远发展。3354因为他(她)清楚地知道，无论计划做得多好，几年后新校长都会提出新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只能“急功近利”，尽可能实施一些见效快的政策，缺乏长远眼光；要么只能“修修补补”，在一些小细节或者一两个局部取得突破，缺乏全局观。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凡是一所好学校，必然有一个可能产生历史意义的好校长，发展的时间至少在十年以上。校长任期如果太短，是不可能有足够时间办好一所学校的。
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了校长的具体任职年限，两三年后辖区内的所有校长都要进行异地交流。据说，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防止校长在一个学校任职时间长了会形成“独立王国”，滋生腐败。
这样的逻辑相当奇怪。学校不是权力机关，校长也不是掌握权力的官员，为什么也要做出如此的规定呢？那只能有一种解释：要么学校真的是一个权力机关，校长真的有很大的权力；要么上级教育行政机构认为学校是一个权力机关，校长是一个有权力的官员。无论是哪一种解释，恐怕都不符合我们心中对学校和校长的想象。
第三个现象是，我们特别喜欢把一个好学校的好校长提拔为教育局的副局长甚至是局长，以示重用。
对教育重视的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一定要让校长当官呢？不是说校长不能当官，而是说，让一个好校长当官既可能终止了他（她）的职业生涯，也未必会对学校和教育有利。校长之所以成为好校长，是因为他（她）办好了一所学校，但办好一所学校并不意味着他（她）就一定可以同样成功地管理好一个地区的教育，办学和行政管理是两码事。
而且，教育局长是为学校和校长提供服务的。作为政府官员，他（她）最好没有什么先进的教育理念，更不应该把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变成政策在辖区内的所有学校推行，使自己成为事实上的“总校长”。这样做将违背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律BG大游，损害一个地方学校的多样性。
校长就是校长，是办学的教育家。学校是教育机构，不是政府机关，二者的管理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需要由专业的人去专注地做专业的事。教育尤其如此。
在我看来，学校和政府机关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学校里，人和人之间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平等的。开展工作主要依靠协商和说服，虽然也依靠行政命令，但效果通常很差；在政府机关，人和人之间虽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工作中有上级和下级的严格界线。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命令和服从，虽然也有协商和沟通，但通常不起决定性作用。
混淆了政府机关和学校之间的差异就会给工作带来麻烦、困难和混乱。如果在学校里，在缺乏有效的民主协商的情况下强行通过行政命令来推行某一政策，不但会引起师生员工相当大的反弹，更经常的情况是，也许大家表面上是服从了，但实际上“阳奉阴违”，收不到效果，最终不了了之。
不是说学校不需要有行政系统和行政管理，而是说，学校行政管理系统的运行必须建立在平等、民主和协商的基础上。
学校最重要的特征是，师生员工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平等的。校长和教师之间是平等的，教师和工人之间是平等的，教师和学生之间也是平等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是生产知识的地方。知识的更新通常源于对权威的挑战。如果人和人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不允许挑战权威，知识的生产过程就停止了。
另一方面，学校是帮助年轻人成长以迎接未来挑战的地方。学生在学校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平等主义。如果学生在上学期间就没有学会如何平等地对待和尊重他人及其观点，那么，当他（她）们进入社会之后，就很难再有其他机会能够补上这一课。
现在对学校平等文化侵蚀最严重的就是干部和级别。在我访问学校的过程中，通常见到的都是校领导，有时也包括中层干部，但很少能够见到不担任任何职务的教师。令我困惑的是，如果在学校里有高层干部和中层干部的话，那谁是底层干部？对于学校而言最重要的教师又处于哪一个层次？
坦率地说，学校里可以有行政管理人员，但不应当有干部，更不应当区分出高层和中层等各种级别。行政人员的工作不是管理教师，而应该是为教师提供服务；不是教师围着干部转，而应该是行政人员围着教师转。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是取消学校中现存的各种各样的级别以及和级别相挂钩的各种福利和待遇。学校里的所有资源必须要投入到教学和帮助学生成长的事情上。工资、待遇和福利的分配原则是工作内容、工作性质和工作质量，而不是级别。
我在学校里见到的最奇怪的事情是，不同级别的办公设备是不同的。难道是因为干部需要在办公桌上摆放比学生作业还要多的文件，所以就需要比教师更大的办公桌吗？
还有的学校规定更奇葩。教师出差只能坐火车，甚至不能坐高铁，只有领导才能坐飞机。许多教师因而不愿意出差参加业务培训，辛苦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无法报销，还要自己倒贴费用。难道出差不是为了工作吗？为什么不能给所有人提供同样的标准呢？
请不要认为我不食人间烟火。我的意思是，学校里的所有资源都应当向第一线教师倾斜。应当根据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提供一致的工作条件，而不是根据人的不同级别提供不同的享受。只有让每一位教师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平等和尊重，他（她）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学生的教育之中。
级别对学校教育产生的最致命的伤害在于，由此形成的官场文化和教育文化不相容，会腐蚀人心。我曾经在不止一所学校里见到了套红报文单和领导批示，就像在政府机关里见到的一样。我不明白，学校——尤其是小学——里能有多少复杂重要的工作，需要向领导书面请示，得到领导的亲笔批示？有什么工作当面说不行吗？通过电子邮件留下工作记录不可以吗？
我很难想像，当一位教师在套红的报文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他（她）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当校长在套红报文单上提笔做出批示的时候，他（她）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我不是说学校里不能有公文流转处理系统，而是说，这种带有浓厚官僚色彩的文化在学校里还是少些为好，没有最好。
教师通常都有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成为更好的教师、成为具有更高职称的教师、成为更有名的教师、到更好的学校教书，等等。这些目标丰富而多元，可以激励帮助教师在专业和职业道路上发展得更好。
学校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帮助教师心无旁骛地实现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然而，如果学校更像是政府机关的话，当官就会成为教师的首要目标，并且会冲击其他的目标。问题是，领导的职数总是有限的，级别越高，职数就越少，从而呈现出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由此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后果：
一是教师之间会围绕着职务晋升而展开激烈的竞争，所有在官场竞争中出现的现象都有可能在学校里出现，会败坏学校的风气；
二是教师的主要精力将会集中在如何获得领导的赏识实现晋升，而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
三是一些专业能力很强的教师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之后，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从事一些接待性的事务性的工作，例如办公室工作，等等。不少人因此荒疏了专业，至少不能像以前那样集中精力于教学。
每个人都需要进步。教师也是凡人，也需要目标的激励。我认为，关于教师的职业发展，在学校里最好不要形成金字塔式的竞争结构，而要形成丛林式的共生结构。
有一个关于学校的说法流传很广。学校就像是一个来料加工企业，作为原材料的学生被送进工厂，经过几年的培养训练，成为具有一定知识能力或专业技能的人才，再被输送到社会。那些学习成绩好，能够达到毕业要求的优秀学生是优等品；而那些学习成绩不好，达不到毕业要求的差学生就是次品。判定学校好坏的标准是毕业生的质量，就像衡量企业好坏的标准是产品的质量一样。
学校不是也不应该是企业。学校和企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机构。如果我们把学校办成了企业，也许会取得经济效益上的成功，却可能意味着教育的失败。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的确是按照办企业的方式去办学校的。学校看上去也越来越像一个企业，而且是一个缺乏远大理想的企业。
如果学校是企业，那么产品就是学生。对于企业而言，衡量产品质量既有客观标准也有主观标准。客观标准是指对产品的一些主要技术参数做出统一规定的国际或国家质量标准；主观标准是指顾客可感受到的相对质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根据主观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进行消费的。
从某种角度来说，学校和学生也有类似特点。学生质量越高，更高一级的学校或用人单位就越愿意接收或聘用；学生质量越低，更高一级的学校或用人单位就越不愿意接收或聘用。但是，对学生质量的评价要远比市场上对产品质量的评价复杂得多，它们是如何判定学生质量的呢？答案是：考试成绩。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企业的模式去办学校。如果社会根据考试成绩来衡量学生质量进而衡量学校质量，如果学校根据这个标准去努力提高学生质量进而提升学校质量，那么，学校的产品其实不是学生，而是考试分数。
学生变成了生产分数的工人，而且是童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非但不是在办教育，反而是在毁灭教育；所有动听的教育理念都变成了骗人的鬼话，我们所从事的非但不是阳光下最神圣的事业，反而是世间最道貌岸然的龌龊勾当。从学校里赚取的每一分钱，都将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第一步是严格挑选原材料，学校也是这样做的。那些精明的校长早就意识到，生源是决定学校办学质量的第一步。所以，他（她）们千方百计地去各地寻找成绩优异的学生，甚至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第二步是优化技术和工艺，以尽可能达到顾客需求的标准。学校也是这样。既然社会通过考试成绩衡量学生质量，学校就会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努力提高学生考试成绩。
为了使尽可能多的人购买产品，企业还要进行市场营销，最主要的方式是广告。学校也是这样做的。在媒体上，在学校的围墙和电子显示屏上，学校大张旗鼓地宣传今年的毕业生有多少考进了北大清华，升学率上升了多少个百分点，其目的正是要告诉社会：我的学生质量有多好！
为了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教师不得不变成了拿着皮鞭的监工，要把学生身上最后一丝力气榨取干净以获得更高的分数，因为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教师的收入直接相关；
为了提高考试成绩，从早晨起床到夜间休息，学生一天的时间被严格规定到秒……
这和工厂里的“泰勒制”、“福特制”有什么区别？没错，这样的“高考富士康”的确可以有效提高学生考试成绩，但是，有谁考虑过学生的感受和他（她）们的长远发展？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又体现在哪里？
如果社会用“考上北大清华的数量”来衡量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学校就会把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为他（她）们配备最强的师资力量，提供最好的资源和条件，而弃广大其他学生于不顾。这样做除了良心也许会受到谴责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后果。
“一将功成万骨枯”，谁真正关心过那些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呢？谁又关心过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孩子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呢？
学校必须要考虑每一个学生的成长BG大游，因为他（她）是每一个家庭的心肝宝贝，将来是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BG大游。学校必须要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教会他（她）们建立负责任的人生态度，凝聚他（她）们的社会共识，强健他（她）们的体魄，让他（她）们做好迎接未来挑战的准备，而不是训练他（她）们在经过上万次重复后考出一个高分，为学校赢得声望和市场。这是学校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责任，没有任何其他社会机构能够替代。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家来说，企业管理的核心就是解决两个问题：激励与监督。前者关心的是怎样让人尽可能地多干活；后者关心的是怎样让人尽可能地少偷懒。在一定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据说偷懒是人的天性。
无论企业大小，管理员工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一种是时间管理，即计时工资制。另一种是数量管理，即计件工资制。
如果把学校办成企业，教师就变成了工厂的工人。问题是，教师是一类非常特殊的职业，对教师的监督极为困难。困难之处在于你无法观测教师的真实投入，从而无法判定教师是否偷懒。作为管理者，既无法根据教师的工作表象来判断——因为他（她）在同样的行为中是否投入精力或者投入了多少精力你根本看不出来；也无法根据教师的工作结果来判断——教师的工作对象是学生，而学生受教育的效果往往要等很多年后才能逐步显现。
因此，教师是无法被监督的，至少无法被有效监督。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只能采取激励的方式，唤起教师心中对孩子的爱，对教育的情怀，以及自身的职业荣誉感。只有真正调动起教师对教学的热情和积极性，他（她）们才会主动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之中。
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教师是不能被“管”的，他（她）们只能被尊重和信任——尊重他（她）们的劳动，尊重他（她）们的专业，尊重他（她）们的价值，唤起他（她）们内心的良知和对教育的激情，相信他（她）们能真心对待学生，教好学生，这样的效果要比所谓严格科学规范的管理强得多。
许多人喜欢把学校和医院相提并论。从某种角度说，二者的确有很多类似之处。比如，教师和医生都是凭良心工作，很难被外界监督，都需要专业和技术，等等。但实际上，学校和医院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机构。
医院和学校的第一个不同之处是，人们到医院是寻求健康服务的，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去医院。学校就有着显著的不同。所有的孩子——不管聪不聪明，喜不喜欢读书——都必须要上学。去学校上学是每个人无可逃避的选择，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医院和学校的第二个不同之处是，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被治好。但学校就有着显著的不同，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接受教育，所有的学生都能被教育好。医生可能会放弃毫无意义的救治行动，但学校不能也不可能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医院和学校的第三个不同之处是，治疗主要依靠医生。但学校就有着显著的不同。教育是教学相长的活动。无论教师水平多高，多么努力，如果学生自暴自弃，放弃学习，也不会有任何效果。在更多的时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起决定性作用往往是学生。如果学生取得了优异成绩，我们也会感谢老师，但通常会认为是孩子本身基础就好；反之，如果学生成绩很差，我们也会埋怨老师，但通常会认为是孩子自己不争气。
此外，教师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往往会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也远远超过了患者之间的相互支持。
医院和学校的第四个不同之处是，医生通常救治的是患者的身体，解决是过去和现在出现的问题。但学校就有着显著的不同。学校需要为学生提供既包括身体更包括精神在内的全部教育，发展学生的智力，强健他（她）们的体魄，磨练他（她）们的意志，丰富他（她）们的精神世界。学校面对的是现在的学生，所要解决的却是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也许医院和学校还存在着更多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决定了办医院和办学校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医院和医生之于患者，与学校和教师之于学生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用办医院的思路和方法去办学校的话，这所学校一定是不成功的。
通常我们会认为学校是教育学生的地方，但学校要教给学生什么，怎样教育学生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
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遵循教育规律，根据教育目标和学校特征去办学，而是把学校办成了政府机关、企业或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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