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体育从“我们走在大路上”到“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从七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到八十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这些当时的社会符号在自己和孩子之间构筑了多么富有感情的联系。但时易世移，梦想早随雨打风吹去，自己成为远离社会残存于历史暗角的一堆破絮。我们由此可知，教育、现代启蒙本身不仅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更是一个相当重大的社会问题。

　　正是这种误解使得我们代代因循，我们的现代转型我们的现代化成就大打折扣。这就是我多次谈论的“代际循环”。也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类。孩子们总想超越父辈，最终生活得“家族类似”，回归到一种做人的模子里去了。甚至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经验看，我们的现代转型也发生过令中外史家惊奇不已的代际变异，即中国的代际不仅没能重复做人的经验、心智和权利，没能守住上一代人达致的人生和社会成就，反而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落后了：孙女辈比其祖母辈还要封源自文库保守，五四青年比其后来的儿子孙子一辈还要文明开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迅速深入到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漩涡之中，这种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最重大者，莫过于我国国民价值观念的全面解构。虽然这种解构承续着战争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中国精神真相，但当下我们解构与建设的历史意义仍需要与之相关的数代中国人来共同解答。换句话说，全面解构可能意味着放下包袱轻松向前，也可能意味着一无所有全面滞后。

　　但如我们上说，这个成长环境是非常可疑的。它是把价值观念解构般地灌输给了孩子。于是，孩子，每一代人，要寻找人生和社会意义，几乎是从零起步。这导致相当多的人一生都无能与坚实的生命大德相遇，或自成价值，只能沦入虚无和历史的黑暗里。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与孩子们的关系，是一种无价值的悲喜剧。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畸形发展加剧了这种人生悲剧的喜剧色彩。就是说，在前现代国家的代际关系和孩子教育问题上，没有比当下中国更虚无更惨不忍睹了。

　　我们对启蒙的理解狭窄而片面。因为，说到底，我们可以谦虚地承认自己的无知无识，但我们不能因此也把自己作为人的心智自信和正当权利也交出去，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自己作为生命本身的造化大德。我们可能无知无识，但经由启蒙教育，我们都能获得人生的自由和机会。就是说，真正的启蒙，不必是灌输传播知识，却一定是让自己和他人获得“人的自觉”。

　　这种“代际循环”今天还在进行。我们以为自己未能达致某种现代性，使得我们永远无法自信地跟我们的孩子交流，我们自身无能示范一种做人的健康平实，我们对他的启蒙就是给予他最好的教育环境，自以为是的环境，交给政权、交给学校、交给部队、交给领导、交给老师、交给首长。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手段无非是说，要听老师（或领导首长）的话。我们对老师的最大祈求是说，老师，我的孩子交给你了。我们对自己最愚善的说辞是，我将竭尽所能，给孩子好的成长环境。从流行音乐、时装、奥校、学习班到电脑，一切时尚的孩子教育都得给予。我们可能是不好意思对孩子们说，你的父母是他们自己，他们活得很踏实，你也应该活出你自己。我们更是不敢对学校对公共政策对市场质疑，你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我们只是绞尽脑汁、削尖脑袋为孩子托关系、找名师名校，购置一切孩子们的娱乐用具。这一点，在当代中国人那里几乎无一例外，无论他是贫是富，是高官是百姓，是学者是医生，奉献精神最无私地用于自己的孩子。甚至那些新或自由派学者，由于近水楼台的缘故，在对孩子的当下中国成长环境的趋赴上，更显得驾轻就熟不甘人后。

　　一方面，孩子加速度地从我们的保护下陌生化游离出去，他们的游戏我们可能永远不懂，吃穿住行一类的生活资料，其日新月异的时尚、名牌、功效，对于我们是无知在先、享受在后，我们在购置都市生活时不得不向孩子们请教。市场的发育几乎都是先经过孩子们的挑选试用，一如传统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先从童谣开始。另一方面，孩子要么成为我们长久的负担，要么我们成为孩子们弃之惟恐不及的包袱。我们跟孩子日益互不理解，轻视与依恋共存，敌意与幻想相处。孩子的逆反是以造反的方式从我们身边离开，他们成为我们的异类，最终他们不过是我们的另外一种时代形式。

　　张春良并不仅由网络游戏来简单地痛骂唯利是图的商人，他由此追问我们的市场和公共空间。这种心态是健康的。确实，如果因为对现实的不满就去骂商人，并没有什么效果BG大游，而且只会暴露自己的低能。骂是骂不死人的，而且从文明的历史看，也不应该去把人骂死，用一句俗话，商人不要走，商人有存在的合理性。商人们的为所欲为是另外一个问题。用张春良的话，这是新一轮的战争，它横冲直撞，无人阻挡。今天人们已经知道，当年的战争时，我们中国人也只是痛骂洋鬼子而已，而且想尽各种妖邪的办法要赶走他们；今天人们已经知道，重要的是自己要善于自处并学会跟洋鬼子共处，重要的是自己不能生活得愚昧低能自卑。要知道，正是因为我国社会还有无数这样低能的人存在，才使得今天的商人们独孤求败。张春良的出发点在于解决问题，他发现，这个市场和公共空间几乎是商人一统天下，没有家长们的声音，没有老师的声音，他得出的结论，应该有家长、老师们参与对市场的培育和校正。这完全符合现代国家的市场品质，即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考虑相关者的利益，必须有相关者的声音参与。

　　这个既为人生问题又为社会问题的启蒙至今仍是我们中国人的梦魇，以至于今天我们困惑得要不要启蒙都成了问题。我们的困惑来源于我们的自负BG大游，又来自我们的无知。那就是，我们误解了启蒙的真正涵义。在历史的轮回面前，我们不能自信地解答是否需要启蒙；在历史的惯性面前，我们又狂妄地以为启蒙就是传播知识的火种、把真理传授于人。

　　我从张春良的书中读出了一种珍贵的社会责任感，他希望我来为他的书说几句话，他的书说得那么明快、有力，几乎是我无能置喙的。我跟他一样，希望有家长、老师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能够关注这本书，开卷有益，这本书也会开智启蒙，进一步地，是希望有志之士能够成为家长、老师们的代表，和商人们一起，参与对我国游戏产业政策的制定。那样，或者我们中国社会能够早日走出“代际循环”，每一代人都能够为自己的一代人自豪，而且能够为他人参证致意.

　　历史确实常常成为人们的负担，但它又未尝不是人们立身处世的起点或经验财富，如果人们用种种新天新地的名义以迎接或制造出新人类新新人类相号召，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遭遇更大的反动。

　　九十年代初盛行一时的消解崇高、嘲弄八十年代或以前的理想主义、家国观念，似乎天经地义势所必至，但不久人们开始怀念并要寻找“失落的人文精神”。至于近来，由于市场化全面开花结实，带来了后现代、行为艺术、做秀，人们太了解“每一个人都是三分钟的明星”说辞，对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戏子领域里的“名人偶像”，人们常有熟而戏侮、近而呕吐的除之后快的杀毒感，但新的明星登场，人们会无可奈何地发现眼前居然是更大的毒性、反动，则更坐实我们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要全面实现人的现代化还任重道远。因此，惟新是尚与其说是建设心切，不如说仍是在极端之间跳跃的颠覆BG大游，是与己与人的解构。正是在这种全面解构的现代转型历史里，不少人终会悟道自己的人生是一个空白，虚无，没有价值，没有人天相谐或可持续般的意义。

　　马克思是从商品出发认知一个社会的秘密，网络游戏揭示我国市场的品质、公共政策的不足、教育的危机，得出的结论是平实的，立足的事实是惊心动魄的。那些血淋淋的事实证明，网络游戏是如何终结了我们的传统教育BG大游，成为孩子、家长、老师无力阻止的怪物，这个怪物吞没了人性和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人。

　　是的，尽管我说过前现代国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传统教育仍支撑了一代一代的人艰难成长，举例而言，在传统教育里，娱乐跟启蒙是相辅相成的，所谓“寓教于乐”，即是说娱乐是启蒙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当下的中国网络游戏，完全失去了这种价值和目标的启蒙指向。当下的网络游戏，不再是童话，而是成人世界，是丛林规则，是理性和利益的算计。

　　在检讨解构、这种现代转型的“后发劣势”一面时，没有比教育、孩子们的成长更有代表性的了。数代中国人参与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每一代人都望子成龙。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可能不够成熟幸福，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没能知晓人生的灿烂，没能领略文明的花实，没能洞见造化的秘密；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指不上了，孩子才是希望工程，他们不肯做孩子的包袱，他们吃糠咽菜、咬紧牙关、自虐自杀，来给孩子创造条件；每一代人都希望自己培养出大好青年，新的人类。在这种数代人轮回般的宿命里，我们的社会加速度地前行BG大游，以至于今天，我们在被管制之外，又多承受了无尽的人性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