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体育从大的角度看，互联网早已是社会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没有行业可以拒绝网络；从小的角度看，几乎所有人都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生活，在互联网上完成社交、购物、工作。如果依旧按照网瘾的标准来审视我们所有人，恐怕没有几个可以幸免。
然而，随着几天前从曾经的杨永信网戒中心传出的一声尖叫，早已被抛弃的“网瘾”又重回公众的视野。
10月22日，一段号称是“从十三号室传来的叫声”的视频在微博上引起广泛关注。视频里一个孩子在撕心裂肺地哭嚎，还有一些类似“哐哐哐”的击打声。很多人怀疑，曾经被取缔的戒网瘾中心，又在此处死灰复燃了。
这所医院的二楼十三号室，曾经是由杨永信主管的网戒中心。视频拍摄者是曾经在这里接受过“网瘾戒除治疗”的学员，他说发这段视频的初衷，是想让更多人了解网戒中心内部真实的样子。
视频一出，那些曾经被杨永信支配的恐惧又涌上了网友们的心头。在后续的调查中，当地回应称，戒网瘾中心早在2016年就已关停BG大游。警方也证实，这个叫声实际上并不是从十三号房间发出，而是由十二号病房8岁患儿孙某某发出，该儿童为精神发育迟滞患者。
而据《新京报》的报道，他们发现在院方介绍中，虽然已经抹去了诸多与网瘾戒除相关的字眼，但是原“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的介绍中仍明确标注着“擅长网络成瘾戒治”。
说到底BG大游，之所以今天杨永信“重出江湖”带给我们震惊，还是源自于几年前的反思不够彻底。
2006年，杨永信在这家精神病院内成立了“网络成瘾戒治中心”。 2008年，纪录片《战网魔》展现了杨永信创造的“医学奇迹”：任何少男少女，无论之前网瘾有多严重、多么乖戾，甚至和父母大打出手、恶语相向，只要进了“十三号室”，出来就会像变了个人一样，对父母百依百顺、说话轻声细语，甚至当场向父母下跪认错。
这个“医学奇迹”的创造者杨永信于是被父母们视为救世主。各种打着“戒网瘾”旗号的“教育”机构一下如雨后春笋般疯长，到了后来不只是戒网瘾了，只要孩子表现得有点叛逆、不听父母的话，甚至只是早恋、“不想结婚”，都可以成为父母把他们连哄带骗送去戒网瘾机构“治疗”的理由。
这个“医学奇迹”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孩子不听话？打一顿就好了。只是他用的不是棍棒、鸡毛掸子这种低级的武器，而是拿来专门治疗精神分裂症、躁郁症的“电休克疗法”。
这种电击疗法是杨永信生物治疗的一部分。杨永信曾说，“人就像电脑，表面上是软件出了问题，但硬件也有毛病。”在后来柴静拍的《网瘾之戒》节目中，杨永信表示自己给孩子们进行治疗时用的是一种微乎其微的量BG大游，最多不会超过5毫安。
但在纪录片《战网魔》中，图片显示的数值明显达到了10毫安。有被治疗者表示，自己亲眼看见过电击数值达到三四十毫安的时候。
“学员”江一帆甚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时，总结出不同的电流穿过大脑时的感觉：“当电流为10毫安的时候，看到的是电视雪花点；当电流是20毫安的时候，看见的是一条黑白线毫安的时候，是一条更粗的黑白线。”
据她回忆，当时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屋里，空调开到16摄氏度，却依旧燥热。房间里没有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有人浑身哆嗦，有人瘫软，有人晕厥后被抬走。
“电击疗法”对“学员”们的摧残还有心理方面的。张旭同在走出戒网所之后也曾试着与父母和解，但一想起他在挨电时，父母在一旁为杨永信叫好的那句“加大剂量，电死他”时，就放弃了。这是“不能被原谅”的事情。
“那些电击治疗仪就是代替父母教育的恶魔，因为父母只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哪怕就是电也要电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这种对暴力的滥用，成为了戒网瘾机构的原罪。类似的新闻层出不穷：2007年，一男孩因受不了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的体罚而跳楼；2009年，广西“南宁起航拯救训练营”教官对一名网瘾少年进行殴打体罚，导致其死亡；2014年5月，一名女孩在河南郑州戒网瘾学校内被体罚导致颅脑损伤死亡；2018年8月，合肥正能青少年特训学校，教官把少年小奥被教官双手铐在禁闭室，不给其休息，限制他的进食、饮水，并实施殴打，最终导致其死亡……
一旦我们认同了“网瘾是一种精神疾病”这种观点，我们就会跟把孩子送进杨永信手中的家长们一样，肯定这种暴力的价值BG大游，反之亦然。
网络成瘾这个词，最初由美国精神科医生伊万•戈登伯格在社区论坛内编造出来，用来类比讽刺像赌博成瘾、酗酒这些概念的界定，是一种缺乏生理基础前提的判断。他自己后来说，“网瘾”这个词只是他在一个社区论坛里当成玩笑提出的，是自己的恶搞。
在接受《纽约客》的采访时，他表示：“如果你把成瘾概念扩大到人的每一种行为，你会发现人们读书会成瘾，跑步会成瘾，与人交往也会成瘾。”
除此之外，网瘾也没有公认的定义。一天上网多少小时是有“网瘾”？“网瘾”对人有什么具体的、独特的伤害？什么样的表现才是“网瘾”？而到了移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人们更是无法区分“网瘾”的症状，因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网瘾”。
正因如此，美国医学会才会拒绝向美国精神病学会推荐把“网瘾”列为正式的精神疾病。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也只是将网络游戏成瘾列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情况，而非已确定的精神疾病。
尽管2018年初，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在今年发布的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中加入“游戏障碍”（gaming disorder）这一说，并将其列为精神疾病，这让很多支持杨永信的人又有了说头，对网瘾的战争似乎又一触即发。
但其实这里的“游戏障碍”跟我们平时说的“网瘾”概念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由成瘾性行为导致的障碍”（disorders due to addictive behavior）。举个例子，经常跑步也许会造成膝盖损伤，但跑步本身并不是病。
起草这一部分的成员之一Poznyak也说，游戏障碍的总体出现率非常低。要诊断一个人是否患有游戏障碍，必须观察其患病行为是否有持续12个月以上。许多医学界的专家也在反对把“游戏障碍”列为精神疾病的做法，认为这样会简单妖魔化人们的上网行为和游戏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
事实上，把这些网瘾少年定义成“精神病”，一方面可以减轻家长自己的负担和愧疚，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对他们的非人道暴行开脱——为了让孩子变得“正常”，一些暴力是可取的，一时的痛苦也是需要他们忍受的。
在各种调查和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千篇一律的父母形象：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阶层，但无一例外都是对孩子束手无策的成年人。孩子会当面辱骂、殴打他们，他们说的话孩子一句都不会听。判断孩子“有病”的依据可能是逃学旷课、自杀倾向、打架斗殴，也可能只是单纯的忤逆父母。
诚然，他们可以被定义为“问题少年”，可是会上网的“问题少年”，难道就是“精神病”吗？
这些处在绝望中的中国家长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共识：只要目的是好的，手段并不是问题，而电击、体罚、监禁，都只是一些“必要的恶”罢了BG大游。
“杨永信们”固然可恶，但那是一种“精明的恶”。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但因为有利可图、有名可图，于是他们作恶了。
但那些把孩子拱手相让的家长们，他们一方面其实很可怜、很不知所措，但另一方面又总是觉得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他们作的，是一种“可怜的恶”“可悲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