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体育如何写出一篇具有吸引力、独特性、读者爱读爱看的通讯稿？显然，仅知道五个W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在此，笔者介绍一种“散文式新闻”的写法，以期对诸位通讯员有所启发和帮助BG大游。
散文式新闻的创始人叫郭玲春，新华社记者，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其撰写的一篇“破格”的讣闻《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摘取了1982年中国第四届好新闻一等奖的桂冠。这篇使读者潸然泪下、也令新闻界同仁拍案赞叹的会议新闻，使她在新闻界名噪一时。之后她又以《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开幕》等会议新闻接二连三在全国获奖。
她的作品被新闻界认可的同时，也得到了当事人或家属的认可：《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让文化部部长王蒙感动；《水晶球的折光——电影〈芙蓉镇〉获奖及其他》让导演谢晋感慨；《向著名记者子冈告别》得到子冈子女的认同，《一代名医张孝骞》被钱学森推荐……以至于一些名人，生前就向她预约：“今后我去世了，请您来写我的追悼会，好吗？”
鲁迅曾经说过：“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无妨。”用散文形式来写新闻，当然也可以形式灵活多样，特色各具千秋。那么，散 文式新闻有什么特点呢？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内在的本质。散文式新闻往往是抓住一个问题、一条经验、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侧面，用形象的手法来加以表现，这样写出来的新闻，才能有散文的味道。
二是生动的细节。散文往往用细节来表现人物或事件，写散文式新闻也借鉴了这一点，在细节上做文章，用细节展现一种意境。
三是深刻的议论。散文式新闻不仅仅局限于用事实说话，还常常通过各种事实，发表深刻的议论。但这种议论应当是精辟的、切中要害的，不是不着边际的泛议。
四是新颖的文采。散文式新闻从语言文字和表现形式来看，应该是新颖的、美丽的、多彩的。有些新闻往往语言呆板、枯燥无味，散文式新闻语言优美，生动活泼，时而叙述，时而抒情，时而议论，时而描写，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
散文式新闻的明显特点是：段落松散与节奏明快，行文流畅自然、生动活泼，而又寓意深刻。它同样需要符合“用事实说话”的新闻报道原则。
散文式新闻作品对语言要求很高，应该比小说多几分雕饰，比诗歌多几分清淡，简洁而潇洒，朴素而优美。可说介乎浓妆与淡抹之间，即用简约的文字表达丰富的内容，以小的篇幅给人以大的信息量。散文式新闻作品文字优美，情景交融，它是一篇新闻，却有诗的语言；它在叙述事实，却揉合着深情。能使受众加深印象，难以忘怀，能激发受众情感，打动受众心弦。
散文式新闻是吸收了散文与新闻的优势而形成的一种新闻体裁。说它是新闻，是因为它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客观真实的，不能有半点的夸张，不能有丝毫的“合理想象”和“主观发挥”，而且要有时效性。说它是散文式新闻，是因为它的表现手法比较松散、自由，不那么规格，实际上是用散文的笔法写新闻，把新闻写得生动活泼，清新明快，富有文采。其结构特点如下：
其次，在第二段进一步具体阐述导语中的这个重要部分，形成支持，不至于使受众在接受时形成心理落差。因而，第二段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性段落。
结构明显地借鉴了“新华体”，但在文字描述、主题挖掘等内在方面大大超越了前者。
有些新闻事实本身有些抽象枯燥，但郭玲春却能从普通事实中提炼出新的意境。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开幕，议程无非是领导做报告，宣读贺电，老实说，实在写不出什么新意；而郭玲春笔下却出现了新颖奇异的构思：
一：“以新闻报道为己任的三百五十余名记者、编辑、播音员，今天成为被报道的新闻人物。这些常年活跃于社会各阶层，反映人民群众的成就、愿望和呼声的新闻群英荟萃北京，参加建国三十五年来首次举行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
这条消息的导语写作，确实出手不凡，构思奇巧，发人沉思。尤其是“今天”这个确切的时间词语构思得极妙。它既是与“过去”相呼应的对比，又是发电稿的时效表述，可谓一语双关，寓意深长。
与“新闻人物”这个词无缘的新闻记者，而今受到党和人民的表彰，自己成为新闻人物，这是事物发展的一个本质变化，是一个观念的变化，再也没有比抓住这个特点来写导语更能和这样一个表彰大会相称的了。导语接下来的两句，更深一层地道出了这次表彰大会的特色，突出了新闻工作者的特质。整段导语既包含了消息必备的要素，又摆脱了通常的八股格式。
二：“在全国有影响的刊物《人民文学》，今天下午庆祝创刊三十五周年时，既畅谈成绩，又把它在三个时期所经历的曲折与失误，公之于众。主编王蒙说：‘我们只想说明，国运兴，文运也兴。刊物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这声音回荡着历史感。”
昨天与今天的对比，国运与文运的关系，记者把事实升华为一种令人思辩的哲理。导语紧紧抓住这一点，新闻的思想提高了，主题深化了，新闻具有了生命。
三：“没有人为他主持这最后的仪式，也没有人为他致悼词，只有他的家人，他亲近的朋友和弟子，今天在八宝山公墓一个朴素的灵堂里，向他——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沈从文先生告别。……人们将一株月季放在他的身边，淡淡的色彩和一缕清香，正如他令人怀念的一生。
不再做更多的评价了，当时许多大报在一版全文发表了这条消息，有的报纸还将以上这段导语的一部分作为副标题，足见编辑们看了这叩人心扉的文字后拍案叫绝的神情。
这些导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没有一条是不可理解的，同时又没有一条不是创新的，在可理解性和独创性之间，郭玲春执著地追求它们组合的最佳化，用丰富多采的审美旨趣开拓报道空间，借变化多样的手法传达信息，显示出一个进入成熟阶段的记者的丰厚功底。
由于郭玲春数次以会议新闻获全国好新闻奖，同行们都戏称她为“会议记者”，而他自己也声称，作会议记者是她的自愿行为。
郭玲春的会议报道范围很广，有展览会、颁奖会、座谈会、纪念会、新闻发布会、追悼会、庆功会……报道的会议也有大有小，小到几个人参加的小型讨论会，大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大大小小的会议报道中，郭玲春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孜孜不倦、探索创新的精神，在写作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打破了以往“新华体”的会议报道模式，开辟了一条别具一格的会议新闻写作的新途径。
郭玲春会议新闻的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有文学味道，富于感情。她新颖的写法给新闻写作带来了一股春风。郭玲春很善于把“我”写进新闻里，常常在新闻里“不加掩饰地表露自己的倾向”。“我”的登堂入室增加了新闻的文学味道，嵌入了散文的特征。
郭玲春虽被称为“会议记者”，但她也写了许多通讯、特写、评点、随笔等文章，而且形式与内容和谐一致，写得有声有色。她的《郭玲春新闻作品选》，出版后洛阳纸贵，一书难求，这在新闻类作品中十分罕见。
郭玲春的成功更在于她一次次突破自我。郭玲春自己曾有个比喻：我们就像春蚕吐丝，作茧自缚，而我们现在要走的第一步是挣脱它，就是解放自己。她自己正是在前进的路上一次次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一次次超越自我，使自己紧跟时代的步伐。
曾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新闻名篇享誉全国的一代名记、前新华社社长穆青，生前对“散文式新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看郭玲春写得不错嘛，为什么我们总是板着面孔写稿呢?”他进一步阐述说：“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改变那种沉重的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只有在这方面有所创造有所突破，也许才能真正对八股式的新闻作点改革。”
郭玲春常说，最大的羁绊是自己，是否敢去碰撞？还是像蚕儿一样，将身子紧紧裹在自己织的茧里？真正的突破，是突破自我。郭玲春把自己的创新比作吐丝筑茧的蚕，“当你咬破了身上的茧，外面的天地是何等开阔！”
在事业上奋斗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步步遵循前人，将事情做到淋漓尽致，这是事业的匠人：另一种人，不仅继承前人的经验，而且善于发现，有所创造，打破前人的窠臼。郭玲春，就是第二种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闻依然沉闷呆板，新华社播发的一则追悼会新闻却让人们耳目一新。
几百字的新闻，却如一部微型电影：开头是摄影式特写，用挽联概括逝者的一生：“雷电、钢铁、风暴、夜歌，传出九窍丹心，晚春蚕老丝难尽；党业、民功、讲坛、艺苑，染成三千白发BG大游，孺子牛已汗未消”，再层层推进，到逝者的作品、生平，直至纵深到全景。吊唁者名单放在最后，打破常规。
这条新闻下笔先声夺人，切入角度新颖，语言自由洒脱、文风清新别致，有场景的描绘，有情感的交融。它获得1982年全国好新闻奖BG大游，也是获奖的唯一会议新闻。新闻的作者叫郭玲春。
郭玲春的消息总是力求突破，不被模式所束缚，她把文学的写作方式揉进会议报道中，使会议报道更加灵活。《琼岛呼唤作家艺术家》虽然只是一个新闻发布会的报道，却融入了散文的气息，文章明快清新，同时也衬托出新闻本身的真实与淳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的消息中，作者则当起了导游，她一一向读者介绍馆中的布局、藏书等情况，行文中比喻等手法的应用，使整篇文章浑然一体，让读者阅后回味无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开幕》的新闻也摆脱了以往的固定框架，有一股新意在里面。
改革开放之初，郭玲春以鲜明的个性趟出一条写新闻的新路径。“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几乎不是指代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新华社一块金字招牌。
会议新闻，好写，又不好写。拿到会议主办方发给自己的材料，把每个人的发言择其要罗列上来BG大游，一篇会议新闻就可以交稿了。“精明”点的记者，甚至连会议现场也不去。郭玲春说：这样写，记者是轻松了，可是读者却乏味了。记者写的稿件，如果连自己也不想看第二遍，读者愿意看吗？
郭玲春写新闻稿，哪怕只是一条最普通的消息，里面也会有人物背景、有情节、有细节。动手写之前，她一定做到：会议事先看资料、演出事先看彩排，追悼会事先看唁电……在郭玲春这里，有一道“预采访”的过程。
她说：“我动用了并不富裕的积蓄，包括浅浅的人生经验和文学储存。在看似轰轰烈烈或冷冷清清的会议上，常常故作轻松，实则全身警戒，我捕捉着每一句发言，乃至每一声感叹。我观察大的背景，也不放过一个琐碎的细节，以至于与我的知己朋友闲谈，还别有企图地想抠出点‘意料之外’来。”
新闻是易碎品，一篇新闻如果没有深刻的思想，那么它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生命力强的作品，只有其中有深刻的内涵，才能达到常看常新的效果。郭玲春的报道中沉淀着她的思考，而不是单纯的就会议本身而报道会议，这是她报道的一个突出个性，也是使她的报道展现活力的一面。
一篇《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短短几百字，但是郭玲春跑了金山生前所在的戏剧学院，翻阅了几百份悼念他的唁电，看了许多介绍金山的文章，还采访过曾采访金山的记者，背后付出多少辛劳，才凝聚成几百字的新闻！
郭玲春会议报道的成功与她细致的观察、深入的采访是分不开的，她每次参加会议，表面上轻轻松松，实则全身警戒，眼观六路，更得耳听八方。在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时，她说：“沈老带着湖南的乡音在发言，他当时讲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他两只厚实的手在搓弄，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那件旧毛衣袖口有点破了，一根毛线从袖口拖下来，更衬托这位老作家朴实的性格。”
同样一个会议，采访的记者可能数以十计、数以百计，可审美感很强、独具特色的“郭体”新闻总是不胫而走。全国新闻界都知道：新华社有个名扬四海的跑文教的记者。新闻界一时抢着写会议新闻、抢着写追悼会新闻，以模仿“郭体”为荣。
现在，随便打开一本新闻领域的重量级刊物，如《财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散文式新闻比比皆是，而那些原本就充满着散文元素的人物专访，随笔，专题报道等，其散文化的趋势则进一步加强。
也许有人会问，在工业领域里，有时会报道某项技术发明的新闻，也可以这么写吗？笔者认为，用新闻体裁报道某项技术，也只能用简短的几句话写出其关键点和创新点，而不可能有长篇大论的阐述，与散文式写作方法并无冲突。
郭玲春在新闻界声名赫赫，新华出版社一直想出一本她的作品集，最终她答应出书，但是给出版社提了个要求：定价要低，普通读者也买得起，自然她自己的版税收入相应就减少了。《郭玲春新闻作品选》于1991年出版，稿酬有四千多元，这笔钱，她全部寄给了远在上海的母亲，供她生活和看病吃药。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生活来源，那一年，母亲已九十三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人到中年，开始拥抱迟到的时代春天，丈夫却患病去世。当时，她的手头同时有一笔现金和一笔债务，现金是丈夫的大学同学为丈夫治病捐的款，共几百元，还没有动用；债务是丈夫生病之前家里买了台黑白电视机，借了外债四百元钱。郭玲春把这些未用完的捐款一一寄还给丈夫的同学，并给每人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信：“人虽去世，但你们真挚的情谊我永远记得。”同时她把自己的生活费再压缩，再节流，收入分成三部分：寄给父母的钱、饭钱、还债的钱。每月还一部分，四百元的债务终于还完。
60岁生日这一天，郭玲春自己收拾好办公室里自己的物品，不再来上班。好心同事劝她：“听说很快就要加工资，上面批准你退休的书面批复还没下来，你何必自己主动打道回府？等加了工资再退吧。”她说：“我到退休年龄了，还是及时给年轻人腾位子吧。”
1964年的冬天，郭玲春从北京到山西搞“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她被分到山西省昔阳县建都大队，吃住在村里最穷的一户，是一个夫家姓王的大娘带着三个未成家的子女过活。郭玲春每天下地要挑百把斤的重担，肩膀红肿了，磨破了，还是硬扛着。大娘煮了绿豆汤，轻轻拍着她：“俺知道……俺孩受累了，俺孩受罪了。”郭玲春的泪水，夺眶而出！四十多年来，郭玲春一直和这一家保持着联系。2008年元旦，郭玲春回到了那个小山村。王大娘已经病故，当年的放羊娃已是苍老的中年汉子。不久，郭玲春把这一家人接到北京，看病，游览，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陪了他们整整八天。
郭玲春之所以优秀，不仅是因为有高超的写作技巧，不仅是因为有敏锐的新闻触觉，不仅是因为才华和勤奋，更是因为她真正脚踏在这片古老、苦难的热土上，是因为她对这片土地上的人的赤子之情，炽热之心，悲悯之感，就像当年留在肩上那条磨痕，渗进了血肉。
经典作品总是与时间的流逝形成悖论而呈现弥久常新的状态，它不仅不会失去吸引力，岁月蹉跎、世事变迁反而愈发映照出它的丰富性和启发性。
现将郭玲春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篇作品介绍给读者，以一睹其文采。相信每一个的读者，都能够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给养，在探寻故事与自身生命的链接中，启动个体的感知与思考，从而组合成对整个时代的观照和认知。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没有人为他主持这最后的仪式，也没有名人为他致悼词，只有他的家人，他亲近的朋友和弟子，今天在八宝山公墓一个素朴的灵堂里，向他——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沈从文先生告别。
8天之前，1988年5月10日晚，久病的沈老以86岁高龄，在北京的住宅里与世长辞。生前他曾留言，死后不希望为他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因此，今天只有不多的人闻讯来到这里见他最后一面。
灵前是他的挚友巴金献的花圈。灵堂里响起贝多芬的奏鸣曲《悲怆》的旋律，人们将一株株月季放在他的身边，淡淡的色彩和一缕清香，正如他令人怀念的一生。
他1902年末出生在湖南凤凰县一个中医之家。20年之后，受“五四”运动的冲击，只身来到北京，就像他的自述那样：“从此进入了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学习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此后的10余年间，他发表了《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湘行散记》等名作——那是他在眷恋着湘西沅水和沅水边的人们，用底层人的哀乐故事寄托他“不可言说的温爱之情”。由于那些反映社会现实不同侧面的作品文笔清丽，他被称为有风格、有艺术个性的作家。
然而，这位撰文六七百篇，有百多种论文集出版，中外都享有盛名的乡土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是被遗落的一章。1953年，他的全部作品曾被认为已经过时而销毁纸型。以后一段时间人们极少能在书店里见到他的集子。作为大学教科书的文学史中，他的名字和作品介绍，只在“其他作家和作品”这一节的一个段落里匆匆而过。
就在那时，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忠诚，欢欣国家进入了明时盛世，却又痛苦地不知怎样去寻找自己的位置。60年代初，有过几次他想在新的天地里试步，却又莫可奈何地放下了笔，年已半百的沈先生由此转入了文物考古、古代服饰方面的研究，用他的话说，那是“人弃我取”的工作，他愿为此做一块小小的铺路石。对国家对人民的热忱使他在这一领域里取得了成果，他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我国物质文化史填补了一项空白。这位“五四”以来杰出的作家任职于故宫博物院，最后的工作岗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沈先生早年执教西南联合大学时的学生、著名作家汪曾祺，今天在同他崇敬的师长告别时说，沈先生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是我见到的作家中最甘于淡泊的，这不仅是人的一种品格，也是人的一种境界”。
历史跨进80年代，沈先生与他无法销毁的著作一道重返文坛。十余种作品的再版，使他在当代青年中以及在海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有几所大学要开展对他的研究，病榻上的沈老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下3封信劝阻他们。这是今年4月间的事，他写道：这与我所看重的、所珍视的完全不同。
中国现代的文学史将怎样重新看待这位寂寞的作家？沈先生说过，让历史来做出评价吧。
他曾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他逝去后，、、王任重、武连元、宋坤等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他的悼念。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彭子冈，一位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名迹的女记者1月9日病逝于北京。因为她默默地离去，人们怀念起她当年叱咤风云的岁月。今天首都各界人士以及她的同仁、朋友、读者前往北京医院，向她做最后的告别。
四十年代，是子冈人生的盛期。她自1938年加入中国后，出任《大公报》记者，抗战八年间在重庆以富有个性色彩的新闻和通讯抨击社会的昏暗，为苦难的民族呐喊；也以她的胆识拨开山城的迷雾，告示人间的希望与光明。特写《先生到重庆》曾轰动大后方，通篇思想与文风至今仍不失为新闻写作的范例。
近日为子冈送来的挽联，称她“握一管神笔”“有两只慧眼”，那是赞许她擅于脱开旧社会对报界的重重检查，从间隙里做文章，也钦服她五十年代时风尘万里，以新中国的劳动者为采访对象。作家沈从文在评论子冈的作品时，把新闻比作“用人事写成的大书”。他说，那是有时间性的，然而，子冈的报道“即或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也毕竟是历史的真实”。
子冈也曾沉默过。除了丧失了意识的生命最末两年，便是1957年被卷入那场风暴与漩涡之后的22年BG大游。枯干的笔，犹如她衰竭的精神被抑制着难以流泻出文采。待后，她困于病榻，未曾泯灭的热情又促使她孕育出与社会生活切近的优美散文，只是，那双曾写下600万字的手已不能握笔，而只能由她口授。卧床7年半，她的丈夫，一位有贡献的老新闻工作者徐盈就这样陪伴着她度过了沉默的时光。
向子冈告别，那是向一个普通人，向一个亲近者致最后的敬意。今天仪式上分发的子冈的生平介绍，没有显要的职务与头衔，这位终年73岁的“三八式”干部只是一名记者、编辑。然而，她对人民的忠贞，她的才华与勤奋，为自己树立起不朽的形象。
《芙蓉镇》上的人们，从万里外的捷克斯洛伐克捧回了一只耀眼的“水晶球”。于是，这小镇上的故事连同一部出世艰难，议论纷纭的影片，在上映两年后的今日重又被人提起。
“水晶球”17公斤重，是卡罗维发利电影节设的大奖，参赛38年的中国对此梦寐以求。而今就在眼前，从它的折光中，我们看到了什么？电影局为此举行的庆贺会上，导演谢晋回顾了《芙蓉镇》由拍摄、送审以至放映后的遭遇——那近乎小镇的命运一样曲折、复杂、沉重，因为它触及了那个灾难时日。而对此，电影节上一位苏联评委说：那一段过去的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曾称赞：拍出这样的电影，说明你们有力量。
《荚蓉镇》的起落，也是一个例证：它受些阻难，而后解除禁锢走上银幕，在褒贬不一的舆论中自立。仅仅两年间，原先难以插枝在社会主义园地里的“芙蓉”，连获电影“百花”“金鸡”和政府奖，终于远赴欧洲，介入卡罗维发利。水晶球里，映出了中国的变化和发展。
一位评论者几天前想重温《芙蓉镇》的风情，到北京正在上映此片的一家影院，看到近千人的大厅宣告满员，“剧场效果”依然强烈。时间在滤筛着每一部作品，最终的裁判者应当是人民。无怪电影圈的人喜欢引用中国权威人士最近又一次重申的文艺决策：不横加干涉。内涵、风格不相一致的《芙蓉镇》《黄土地》或是《红高粱》，不妨相容在一片多色彩的园圃里，让历史，让人民来做出选择。
中国电影的过去，可否从这水晶球中反射一二？卡罗维发利，我国1950年便涉足其间，但坦率地说，去角逐的大多是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影片。在与勃兴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派竞争中，中国导演和明星们目睹观众对后者的狂热，不免更感到冷落……
事情不仅仅如此。面对发展的世界电影艺术，还有不合时宜的自我膨胀。那些年不参与国外比赛，或者去了不获奖，便从鼻子里“哼”出一声，不加分析地说别人“腐朽、没落”，分明是自己落后，却还洋洋自得。那是一种思潮，在华夏泛滥多年。大潮之下，多么有才华的艺术家也难以施展手脚。
现在，再看一看“水晶球”，还有那一个“金熊”以及其它，镶嵌其上的名字在闪光。不仅是这几个人，而是这一代人的智慧与风华，还有时代与社会的光芒，也闪耀在这水晶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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