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体育27岁郑钊的生活不到“十平方米”。他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弯着身子，躺在床上玩游戏、看视频……父亲郑立书说，六年了，儿子没有工作，不出门，从不跟人说话，生活成了一座孤岛。

　　郑立书带儿子看心理医生、带着去旅游，甚至把他骗进网戒学校，只为让儿子重返校园。他始终记得，儿子成绩优秀，老师甚至评价他“考清华北大不是梦”。

　　离开网戒学校，郑钊写道：“人生是一个不断被规范的过程，规范的标准是人类世代传承、改进而来，但如今我们生活在充斥着条条框框的环境中，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儿子考“清北”的希望破灭后，郑立书期待他起码能自力更生。2017年5月，在武汉工程科技学院读了一年半后，郑钊再次“休学”，彻底躲进了一个人的世界。

　　郑立书无法理解儿子的“隐蔽”行为，“不学习、不工作，不社交，活着的乐趣是什么？”他把儿子的“沉沦”归咎于网瘾。2021年8月到2022年4月，郑立书骑行了大半个中国，宣传网络游戏的危害，完成了一种情绪宣泄。

　　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没有兴趣或意愿上学、工作，症状持续超过三个月，不包括患有精神分裂症、智力迟钝或其他精神障碍的人群，被称为“隐蔽青年”。郭娟从2015年开始接触这个群体，她是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师。她介绍，日本精神科医生斋藤环在其1998年出版的《隐蔽青年：永无止境的青春期》首次提出这一概念， 之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展开了对该群体的研究。

　　郑立书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关注到这个群体和背后的家庭，帮助他们一起寻找解决办法，让“隐蔽青年”回归社会。

　　3月28日，湖北省麻城市区一栋民房里，阳光从窗帘缝隙透了进来，房间还是很暗。

　　这个约十平方米的空间，有一张床、一个柜子和一个化妆台。郑钊穿一件蓝色棉衣，侧躺在粉色棉被里，眼睛直盯着手机屏幕，消瘦的脸上面无表情。手机里播放着视频，声音很轻，坐得近也听不清。

　　自2017年5月，从武汉工程科技学院休学后，郑钊已在家里“躺”了五年多，饭菜都是由父母送进房间。郑立书夫妇跟儿子搭话，郑钊低着头玩手机，头都不抬一下。郑立书的妻子张丽说：“偶尔一两次，她给儿子送饭时说‘今天炒了什么菜，都是你喜欢吃的’，郑钊会抬头看她一眼。”

　　3月29日，郑立书走进房间，想跟儿子聊一聊。他站在床边，说起了他们这十几年的经历，骗儿子去看心理医生，强迫儿子进网戒中心……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

　　“我们也是从小孩走过来的，也做过很多错事，人没有不做错事的……”郑立书对着躺在床上的儿子说。

　　郑钊不回应，依旧盯着手机，却悄悄地把视频声音越调越高，以示抗议。郑立书也提高嗓音，自顾自地说着。突然，郑钊生气了，拍了一下东西。郑立书吓坏了，立即闭嘴，离开房间。

　　郑立书后来解释，他本想把自己和妻子认识的过程，以及这几十年的经历都跟儿子说一说。此前，他去广州、武汉等地参加家庭教育培训，老师建议他多跟孩子沟通，还有的建议他学会玩游戏，用游戏角色去跟儿子沟通，但郑立书怎么都学不会玩游戏。

　　自13年前，儿子沉迷于网络游戏，不愿再去学校读书后，父子俩再也无法正常沟通。

　　近几年，郑立书发现儿子不洗澡、刷牙，也懒得换衣服，越来越颓废。他不知道，儿子遇到了什么问题，又到底有什么困惑。

　　去年6月15日，麻城市精神病康复医院诊断郑钊为“网络成瘾”，建议监护好其治疗，加强学业、职业、生活，以及社会功能康复训练。郑立书发现，儿子以前玩游戏还会笑，这两年整天面无表情，猜测其可能患抑郁症了，想送他去精神医院治疗。

　　3月29日，郑立书小心翼翼再次走进房间，询问送他去精神康复医院的意见，因为他不想再强迫儿子。郑钊依旧一声不吭。

　　上海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志愿者张瑾觉得，网瘾只是郑钊逃避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把他送去精神医院治疗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他此前接触过不少类似的群体，他建议孩子没有自残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话，跟家人在一起会更合适一些。

　　1996年6月出生的郑钊，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父母很长一段时间在广东打工。小学四年级以前，郑钊在村小读书196体育。郑钊的爷爷是退休工人，每天早晚接送郑钊读书。

　　当时的数学老师郑启金印象中，郑钊有些贪玩，但自律性强，极少迟到、缺课。郑钊唯一一次迟到196体育，是因为前一天作业做到太晚。“郑钊做事认真，作业做不完不肯去睡觉。”郑启金回忆郑钊爷爷当年的讲述。

　　大六岁的堂姐郑慧记得，堂弟郑钊喜欢跟同龄人玩弹珠、折纸……多次被人欺负，哭着跑回家，她和爷爷去找对方孩子或者家长沟通。

　　不过，在郑立书夫妻俩记忆里，儿子从小聪明、懂事，几乎从未在父母面前哭过。他们每次回家，都会给儿子买遥控汽车196体育、飞机等。郑钊喜欢把它们拆解，又重装，一个人玩很久。

　　每年寒暑假，他们把儿子接到广东，或者一人回老家陪儿子。2004年春天，为了方便照顾孩子，郑立书回到老家，在老家做起挖沙生意。第二年秋天，他把儿子送进了麻城市一家私立学校，半个月回一次家。

　　张丽后来回想，去市里读四年级时，儿子才9岁，慢慢变得不太喜欢说话。但因他成绩突飞猛进，墙壁上慢慢贴满奖状，夫妻俩很高兴，忽略了儿子的其他变化。

　　那时，郑钊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四五年级班主任老师徐金玲印象很深，郑钊个子不高，比较安静，喜欢看书、下象棋，自己做自己的事，成绩在班里前几名。

　　彼时，郑立书刚做挖沙生意不久，经常设备出了问题，熬夜也要修好。郑立书说，他去学校看郑钊，问他在学校还习惯吗？学习有什么困难？儿子总回答他：还好。

　　有一次，郑钊没考第一名，回家对父亲说，下次一定要超过考第一的同学。同学赵吉印象里，郑钊好胜心强，看重学习成绩，同学找他玩，他也愿意一起玩。

　　2008年秋天，郑钊升入初中，进入了尖子班。一个年级十来个班，有两个尖子班。同学陈子敏记得，郑钊初一成绩不错，是班上前几名，初二成绩有些下滑。陈子敏跟郑钊住一个寝室，他说，郑钊床单和被子总收拾得整整齐齐，那时别人的被子都很凌乱。

　　那一年，郑立书花四千多块钱买了一台电脑回家，想着他查资料方便些，也希望对儿子学习有所帮助。

　　一开始，电脑没有联网。郑钊放学回家，就会在家里玩一会儿单机游戏。第二年，电脑联了网，郑钊一回家，就呆坐在电脑桌前玩游戏，睡觉时间从八点推迟到了晚上十一二点。周末和寒暑假，郑立书忘记断电时，他甚至会玩一个通宵。

　　初二班主任李伟锋此前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称：郑钊属于不被注意的中等生，成绩在班级一二十名、年级二三十名左右。他记得，2009年10月，初二上学期，郑钊因感染甲型H1N1流感住院了一段时间，返校后成绩略有下降。李伟锋印象里，“他可能产生了自卑，跟同学慢慢疏远，逃避到游戏中去。”

　　初二下学期开学，郑立书叫儿子洗头、理发后去学校。郑钊在玩游戏，先是说“等一下”，之后便不再理睬父亲。郑立书拉儿子进了理发店，郑钊突然说：“今天剪了头发，我就不上学！”张丽说，儿子从小就不愿意理发，性格跟他爸爸一样倔。

　　“你说什么，他都不理不睬，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张丽说，那一段日子，她很难受，甚至想过一死了之。转念想到自己从小没有妈妈，不希望儿子也没有妈妈，就觉得无论怎样都要坚持。

　　郑立书把家里的网线断了。张丽有时凌晨两三点醒来，看到郑钊一个人坐在客厅看电视。她问儿子：“你怎么还不去睡觉？”郑钊不看她，也不搭话。

　　不久，郑立书干脆把电脑送了人，把家里的有线电视也断了。郑钊于是整天待在房间，看爷爷此前买的武侠小说。郑立书几次请郑钊的同学、老师到家里来，希望他们跟郑钊好好沟通，劝他回校，并没有用。

　　为了让儿子走出房门，郑立书后来买了一个台球桌放在院子里。郑立书记得，那一段时间，儿子打台球很开心，有说有笑，但他依旧不愿回学校。有时，郑钊会跟来家里的小伙伴，或者父母一起下棋、打台球和羽毛球。但时间一长，他又缩回到了房间。

　　有一次，郑立书让朋友的儿子约郑钊一起出去游玩，郑钊同意了。他们一起去了黄州游玩，过后，郑立书带着儿子去了一家心理咨询中心。张丽说，郑钊一个人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出来后，心理医生告诉他们，郑钊一句话也没说。心理医生建议他们，多跟孩子沟通，多陪伴孩子，带他出去走一走。但此后，郑立书想再带儿子出去旅游、散心，郑钊都拒绝了。

　　夫妻俩没办法，跑去烧香、拜佛。听算命先生说老房子风水有问题，他们就拆掉了老房子，用剩余积蓄新修了一栋三层楼房。

　　他进入镇上一所公立学校，继续读初二，每周回一次家。张丽记得，学校老师说郑钊，成绩很好，有点孤僻，生活很节俭。张丽后来才知道，郑钊用生活费偷偷买了一部手机。

　　只要儿子愿意去学校，夫妻俩便默许了他用手机。但没过多久，郑钊去学校的时间越来越晚。张丽有些担心，问他遇到什么问题，郑钊从不回答。

　　郑立书很生气，认为一切都是网络游戏惹的祸，没收了儿子的手机。郑立书说，那一次，他把儿子从二楼沿着楼梯踢到了一楼，看到儿子掉了眼泪，他也很难受。后来，郑钊以绝食反抗，三天三夜没有吃饭，郑立书又把手机还给了儿子。

　　2012年初春，郑钊把儿子骗进了江西庐山一所网戒学校，决心帮儿子戒除网瘾。

　　一个星期后，郑立书收到儿子来信，说知道自己错了，会改正，很想念爸爸妈妈。夫妻俩看到后很高兴。两个多月后，郑立书夫妇去学校参观。张丽记得，儿子看到他们后，高兴地叫他们“爸爸妈妈”，还在车上唱起了歌儿。

　　那些来信，是按网戒学校范本写的，并非他的真实想法。郑钊后来用文字向母亲控诉：

　　卓尔（网戒学校）是一个让人麻木的地方，先是麻木肉体，再是麻木精神。知道让别人逼着每天做些又苦又累又不情愿做的事的感觉吗？先是想反抗，结果打又打不过，再是想逃跑……知道让一个体质一般的少年连续（无）休般锻炼，就像劳改犯一样地过五个月是什么感觉吗？哪里会有什么多的感受，那是凭空捏造的。（没看那些信一个星期一封，而且都在周末写的么，是规定好的任务。）哪里会锻炼什么意志力，那是让人冷血无情的炼狱。我所思念的家，终究只是我心中的那个“家”罢了。

　　那一年，他又换了一所学校读书，成绩优异。没过多久，张丽发现，儿子一到周末，总跟爷爷待在一起。她后来才知道，郑钊用爷爷手机在看网络小说。

　　郑立书没有办法196体育，打电话给此前的网戒学校，让对方把郑钊带回去继续戒网瘾。他记得，当时来了两位老师，上车的时候，郑钊挣扎着不愿意去，他们强行把他拉上了车。

　　张丽说，儿子成绩依旧很好，但总是独来独往，“他应该内心感到孤独。”4月初，张丽回忆点点滴滴，很后悔，儿子小的时候，她选择外出打工，没有陪伴在他身边。

　　郑立书发现，儿子在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游戏装备，甚至构思了游戏的框架和理念。堂妹郑佳佳记得，有一次，表哥玩一款新游戏，她问对方是什么游戏，郑钊给她介绍，还帮她手机下载了这款游戏，创建了人物名称等。

　　郑佳佳和郑钊一起玩过王者荣耀，发现堂哥在游戏里也极少跟人聊天。不过，她后来看见堂哥在线，几次邀请对方一起玩游戏，都被拒绝了。

　　郑立书至今都无法理解，他没有不准儿子玩手机，但他沉迷于游戏，总是玩着玩着就不愿意去读书了。后来，他把郑钊送去了文武学校，“那里既可以戒网瘾，又可以读书。”

　　读了两所文武学校后，郑钊考入了一所普通高中。在普通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后，他又不愿意去学校了。郑立书只得强行把儿子送去了江西一所文武学校读高中。

　　郑立书至今记得，到江西学校门口时，郑钊下车后，跑得无影无踪。后来，学校的老师在附近的一个网吧里找到了他196体育，把他带回了学校。

　　很长一段时间，张丽都在猜测，儿子到底是对人没有了感情？还是在心里怨恨父母？他为什么不愿意跟他们沟通？直到有一次，她跟儿子谈心，说起他们从前的岁月和艰辛。郑钊默默无语，掉下了眼泪。她才知道，儿子心里都懂，只是不愿表达。

　　2013年初，郑钊在日记中写道：未知何时起，不满于尘世，而又无力改变，最终只得混迹其间。冷眼旁观，默默无言。回首忆往昔，好吃懒做，思想粗陋，自以为浊人一个，神思起伏，明灭不定，苟且偷安，不知所念为何，心有欲而依无恋，万绪飘飞如天马行空，不知所想为何，难！难！难！唯寂寂兮仰天叹！

　　那一段时间，郑钊想过以写作为生，他写过：本人立志著书半载余，然系新手，数次尝试，无奈经验不足……长相坚持，所益非浅。但他似乎并没有坚持。

　　郑立书没有看过这些日记，也没有见到儿子写的文章，他一心想着儿子考名牌大学。直到高考那年，这位固执的父亲突然对儿子不抱希望了。他给了郑钊一点钱，送他到火车站说，“这么多年了，我也不想再强迫你了，你干脆出去找工作吧。”却没想到，郑钊自己回了学校。

　　郑立书很高兴，去学校找了一份临时工，可以帮儿子洗洗衣服、被子，多陪伴他。当数学老师告诉他，郑钊上课几乎没有看过黑板时，他心凉了半截。

　　那一年，因挖沙生意不景气，加上父母接连过世，郑立书卖掉了家里的挖沙设备，以及车辆，一把锁锁住了家门，和妻子一起去了武汉打工，以防儿子从学校跑回来，天天躺在家里玩游戏。

　　大学第二年，郑钊辅导老师打电话给张丽，说郑钊天天待在寝室，不去上课。张丽去学校后，问儿子为什么不去上课？还要不要读书？郑钊不回答，只点头和摇头。张丽最后给儿子办理了休学。

　　做了半个月，郑立书总说儿子不爱干净，头发油腻，会让客人不舒服。很快，郑钊又不愿意做了，躺回了床上玩手机。

　　疫情期间，一家人回到麻城农村老家。张丽在市里一修脚店工作，每天从中午工作到凌晨，再骑车回家，每月工资三千多块钱。郑立书没有工作，陷入了迷茫和焦虑中。

　　2020年8月的一天，离他们家里不足200米远，一名高中生因“沉迷网络游戏”自杀了。郑立书感到震惊，觉得自己应该做一点什么。

　　2021年8月到2022年4月，郑立书骑着一辆黑色自行车，戴上头盔，自诩为“林则徐转世”，身穿红色马甲，马甲背后写着“关停网络游戏，救救网瘾家人”。他这样骑行了大半个中国。

　　郑立书认为，儿子变成现在这样，罪魁祸首是网络游戏。他前往北京多个部门反映情况，递交了400多份受害案例，希望政府出台更严厉的“防沉迷”规范，彻底禁止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希望他们家的悲剧不要再重演。骑行期间，不少家长跟他诉哭，讲孩子如何沉迷网络游戏，影响学习，甚至不能大学毕业……

　　郑立书心里清楚，他做的这一切对儿子没有任何意义。“哪怕现在游戏平台关闭了，他（儿子）也不一定能够回归正常。”郑立书说，他心里憋得慌，去外面吼一吼，会好受一点。

　　在路上，他看到几个年轻人躺在路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由悲伤地想起，六年了，儿子没出过家门，饭菜都得给他端进房间，他以后会不会也变成这样？

　　郭娟的论文《家庭关系的视角: 隐蔽青年研究的可能路径》中谈及，家庭为隐蔽青年提供了隐蔽所需的物质条件，包括饮食等日常用品、 电子产品和网络。“父母对孩子惰性等其他退缩行为的高度容忍, 阻碍了社会工作者对案例的识别以提供及时的干预和帮助。”

　　张瑾接触这个群体有十来年，他觉得，像郑钊这种“与世隔绝”六七年的隐蔽青年，与父母又无法正常交流，想要走出来，需要通过长期的陪伴与沟通。

　　张瑾觉得，如果当地有服务机构和专业的志愿者，可以慢慢尝试跟他定期保持联系，“不一定要让他用语言表达出来，扯一扯或者动一动你的脚或被子，让我感受到你听到了。”

　　他还建议，如果有一个恰当的时机或场合，可以让隐蔽青年去过跟现在不一样的生活，比如父母帮着短租一个房子，看他能不能独立生活，这样慢慢地走出“隐蔽”状态。

　　今年年初，考虑妻子回家不方便，他在麻城市租了两室一厅，一年房租六千多块钱。儿子也搬进了出租屋，依旧每天不出门，窗帘关得严严实实。

　　郑立书夫妇想过再生一个孩子，但因一些原因最终放弃了。这两年，郑立书晚上失眠，白天提不起精神，觉得自己也抑郁了。

　　有亲戚、朋友建议他们不要再管儿子了，自己搞点钱养老，但郑立书不愿意放弃儿子，“放弃了他，我们这个家庭就彻底完了，是不是？”